實現“雙碳”目标，城市更新中的所為與可為
每當夜幕降臨，上海外灘街道山東北路就會亮起一組通向蘇州河的溫暖燈光。與改造前相比，這裡的人行道似乎顯得更寬敞些，燈光雖不輝煌，但恰到好處地提供了夜間散步的安靜氛圍——這是水石設計城市再生中心總監董怡嘉在對山東北路進行景觀設計時的一個細節考慮。
照亮回家路的暖光。 董怡嘉 供圖
回顧設計想法的來源，董怡嘉提到疫情後去歐洲旅行的印象：入夜後的城市裡沒有燈火輝煌的地标，燈光集中在街道上，引導人們走近那些熱鬧的車站與商場。而即便是大型火車站，也關閉了打亮穹頂的燈光，隻保留了站台上近人尺度的照明，似乎在提醒更多人節約能源的重要性。
在和當地人的溝通中，她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猜想：“他們傾向于覺得，從宏大叙事的夜景泛光回歸到圍繞場地實際需求的照明設計，是對節能理念的實踐，減碳來自城市到個人的各方努力。”回到上海後，董怡嘉對街區更新中的夜間燈光設計，有了新的思考。
在城市更新這樣多任務、多目标的綜合項目中，綠色低碳韌性這一因素，往往在要考慮的因素中優先級十分靠後。有從業者告訴記者：“它不屬于一個主流的目标，在多目标下它可能隻能算到第七、第八個。”
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不難解釋，與降碳相關的内容，其經濟效益、短期社會效益、行業成熟度、評價體系等，都有太多亟需推進、細究的内容。
但另一方面，越來越頻發的極端氣候，以及我國“雙碳”目标的提出，也讓減碳行動變得越發迫切。在城市更新過程中更多地考慮低碳韌性，正在為更多人所高聲疾呼。
“環境效益是一個長期的行為，因為我們任何一次建設行為都會要延續至少50年。我們當下面對的也已經是延續了可能50年、100年以上的一個建成環境。”東南大學建築學院副院長鮑莉說，“我個人認為低碳綠色不是一個标簽，它其實一直是建築學的一個核心。”
生境花園 。上海長甯提供
事實上，行動與改變正在發生。宏觀層面，一些國家政策、行業标準的制定，給了規劃設計更清晰有力的依據，也從頂層引領着行業發展；微觀層面，記者探訪發現，包括上海北新泾街道、外灘街道山東北路社區，南京小西湖、小松濤等城市更新實踐案例，都将降碳（氣候延緩）、韌性（氣候适應）的理念融了進去。盡管他們考慮這一目标的契機、行動路徑、程度深淺乃至對減碳問題的思考和意願，都各有不同，但他們的出現，某種意義上為城市更新的推進帶來了新的維度上的思考。
将當下與未來串聯，綠色低碳韌性之于城市更新，或許是一條繞不過去的路。
上海山北街區：以命題為導向，将綠色低碳韌性做成“錦上添花”
從上海蘇州河的一“彎”到南京東路，藏着一條400餘米長的小馬路山東北路。連接着南京路步行街和蘇州河的外灘街道山東北路街區（以下簡稱“山北街區”），有超過百年的發展曆史，擡頭是高低錯落的近現代建築，低頭是市井百态的煙火氣，盡顯經典海派街區風貌。
山北街區鳥瞰圖。 董怡嘉 供圖
在這片曆史地段的街道兩側，花池低矮，栽種各種不同形狀葉片的耐生植物，常能見路人坐在路邊一側的座椅處休息；休憩處，上首是規劃齊整的沿街店鋪，下首是人行道和柏油小馬路，行人、非機動車、機動車在此處一派井然有序；松柏公寓建築前區的戶外平台被改造成可自然滲透的常綠“海綿式平台”，連同被更換成透水磚的人行道鋪裝，一起構成了山北街區的可滲透地面體系；走到甯波路，一棟灰色小二層建築立在路口，這是一個“低調”的垃圾處理站點——二層作為環保展示的宣傳廳，一層有一台濕垃圾處理機，每天可用生物降解技術在地處理最多200公斤的濕垃圾，垃圾經處理後可轉換為有機的種植養料。
甯波路口改造前的垃圾庫房。 董怡嘉 供圖
甯波路口改造後的垃圾庫房。 董怡嘉 供圖
人們享受當下的環境，而“硬質街道鋪裝的海綿化改造”“街道慢行環境的營造”“濕垃圾的在地有機處理”等涉及低碳韌性的關鍵詞，則凸顯這片空間營造更大的“野心”，它指向了更可持續的未來。
山北街區的改造，得益于外灘街道“城市空間微更新計劃”的活動和2022年初舉辦的“山北街區10分鐘社區生活圈行動方案”征集。征集活動不滿足于外立面翻新、道路鋪裝、綠化灌溉、架空線入地等常規方式，而是将城市更新做成了一次“社會事件”，擺起擂台尋找提升街區更新品質的創新性方案。最終，綜合實力強、方案更具可實施性的水石設計團隊在競争中勝出，董怡嘉擔任項目負責人。
董怡嘉坦言，若不是征集活動明确提出“綠色低碳”的要求，團隊最初還真沒有在這方面有太多考慮。在拿到命題後，經過與多個部門的溝通、協作，更多綠色、低碳、韌性的元素才被設計了進去。
山北街區街道公共空間框架設計圖。 董怡嘉 供圖
“山北這樣項目的出現，目前來看，偶然因素偏多。一是因為外灘街道、山北社區管理者願意創新嘗試，用心把它做成帶有示範性的案例；二是政策導向恰逢其時，城市空間藝術季、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綠色低碳社區、一些專項資金的支持等，都推動這一項目以低碳韌性理念開展設計。”深度參與山北街區改造的外灘街道社區規劃師宿新寶說，“各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動了低碳韌性這件事，不過無論如何，它做到了。”
這實則引出了“綠色低碳韌性”之于城市更新的一大痛點——它似乎更常作為錦上添花的部分，而很少被納入核心目标。更多時候，若無合适的契機和推動力，它可能連“錦上添花”都難成行。
上海北新泾街道：頂層設計下的綠色低碳韌性更新
在上海長甯區北新泾街道，看似相似的慢行系統打造，卻并非街區更新的“錦上之花”，而是經過長甯區城市更新和低碳項目管理中心系統統籌和精細設計後，從社區綠色低碳韌性評價體系的“内容池子”裡挑選出的、适用于該街道的項目。換言之，綠色低碳韌性本身就在北新泾街道的社區更新中成為了目标的一項，有一套完備的實現機制。
從山北街區到北新泾街道，從街區到街道層面，施展的空間無疑變得更大——屋頂光伏、生境花園、公共助餐點、公共納涼點、慢行系統，以及在全國都處于領先的——上海首個社區共享充電樁示範街道。截至2023年底，北新泾街道轄區内已有21個電動汽車充電服務點，1個充電站，174個共享充電樁，覆蓋包含老舊小區和新建商品房小區在内的全域所有居民小區。
上海長甯北新泾街道新泾六村的電動汽車共享充電樁。 上海長甯提供
上海長甯北新泾街道新泾六村的電動汽車共享充電樁。 上海長甯提供
采訪中，長甯區城市更新和低碳項目管理中心主任冒勤尤為強調頂層設計和邏輯疏通。“這是一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思維方式，因為傳統做法是依據一個标準，但每個小區的人文品質、基礎條件、資源禀賦不同，它其實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小區。”
冒勤亮出一張評價體系的大表格。“傳統而言，是政府部門派任務，下面的街道社區被動完成。而我們還會從底層邏輯去理解綠色低碳和社區韌性，來應對氣候變化，順着這個底層邏輯去‘摟’，隻要是跟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我先‘摟’進清單，而後分析其是否适用于我們街道和社區。”他說。
面向碳達峰碳中和的既有社區綠色低碳韌性評價體系。長甯區城市更新和低碳項目管理中心 制作
在冒勤看來，“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是社區工作千頭萬緒的真實寫照，而如若在頂層設計上明晰各方權責，便能幫助社區減少重複勞動，積極性就也更容易調動起來。反過來，社區也可學着“借力”，達成自己低碳韌性方面的目标。
可以看到，社區、街道、區政府、市政府，各級可以做到的與低碳相關的措施是不同的。“有些可能是需要政府層面調配的資源，就不能将責任落在社區身上，社區原則上隻能管社區内部的資源。這個時候就要有個系統性的規劃，把社區的任務覆蓋在裡面。比如慢行道路系統、老年助餐食堂、生境花園，都要以面為單位來統籌；而共享充電樁，則需要街道層面去疏通邏輯、布置工作。”冒勤補充強調，這裡的權責不是簡單劃定的，而是要在工作中不斷地溝通得出。
這種溝通也包含了統籌以及關鍵元素識别。冒勤表示，比如哪裡要改造慢行道路，如果社區、街道等有規劃、有意識，或許就可與區市政部門溝通，看是否有可能找到道路修繕和慢行交通的結合點，為城市更新添加綠色、低碳、韌性的元素。
舉例而言，耗時2個月建設的北新泾街道“樂居北漁”美麗街區于2024年初煥新亮相，街道對非機動車停車區域進行規範，既讓渡出一部分空間打造慢行系統，也構建了人車分離的安全環境。“圍繞綠色、低碳、韌性的特色，我們緻力打造全年齡段友好的美麗街區，讓行人、居民、兒童等不同群體都能感受街區魅力。”北新泾街道管理辦相關負責人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
上海長甯北新泾街道“天山路TOD城市多功能慢行軸、新漁路濱河慢行帶和蘇州河濱河步行帶、多個優化節點”的慢行空間結構。 冒勤 供圖
“國家宏觀層面給出導則和指導，社區制定适宜自己的内容框架和評價指标，用三五年把自己的這套内容做滿、做好了，那一個綠色低碳韌性社區就建成了。這套邏輯還可以因地制宜地推向更多社區，連點成線，連線成面。”冒勤解釋道。
南京小西湖、小松濤：“無意”與“有意”所為
在能源基金會低碳城市項目主管王悅看來，從城市更新層面去談綠色低碳韌性有一個難點，即适用的關鍵技術與項目本身的場地條件、項目條件、項目類型等都有關聯，個體差異很大。
“這也是國家層面很難推出一些特别具體的政策、标準的原因之一。比如新建小區、老舊小區、城中村、曆史風貌區、CBD辦公區、商業混合街區等，它适用的内容、增量成本低且減碳潛力大的減碳技術，成本效益核算等，都是因項目而異的。”王悅說。
南京小西湖航拍。 侯博文 圖
以南京小西湖片區為例，位于夫子廟和老門東之間的曆史風貌區，小西湖的更新承擔着延續曆史風貌、維持原有建築形态的責任，這意味着片區不能有太多的增量，建築也不可以有很多的拆建，在這種情況下，隻能多做對現狀的改造。
由東南大學建築學院韓冬青教授領銜的規劃設計團隊，采用了漸進式更新、“做減法”的策略。項目組決定改變過去“留下要保護的、拆掉沒價值的、搬走原有居民”的操作模式，留下願意留下的原住民，并堅持“不拆”。“不能拆”的其中一個考慮維度就是綠色低碳。
團隊主要參與者鮑莉談到，原有建築保留“不拆”意味着延長建築物的使用年限，而拉長其生命周期就具備了減排意義。“從全生命周期來看，它的總碳排放量就會下降。具體而言，減少拆除和新建的材料和工程量，同時所有能夠加以再利用的材料，都盡量加以利用了。”此外，在平移安置房改造中，結合原有結構的合理加固以及老街坊逼仄有限的施工條件，團隊采用了更具低碳效益、也更便捷施工的鋼結構作屋頂層的擴建。
小西湖-平移安置房-鋼結構頂層加建。 東南大學建築學院 供圖
而作為江蘇首批城市更新試點項目和南京首個落地實施“留改拆”更新方式的成片居住類地段，南京小松濤巷地塊的情況更複雜：有文物要保護，有曆史建築要修繕，有住宅建築要改造，還有已經達到使用年限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築需要進行一定量的拆除。這個案例的更新設計方案，同樣也是出自鮑莉及她所在的東南大學建築學院團隊。
有别于小西湖，“綠色低碳”成為了小松濤巷探索居住類地段更新的一大關鍵詞，被納入更新的總體目标中。在居住體驗上，小松濤巷的目标是實現“彎道超車”，從棚戶區一躍變身為可觀可感的綠色建築。通過規劃和建築的系統設計，打通東西南北的通風廊道，盡可能保留高大落葉喬木夏日遮陽；滿足建築自然采光通風需求，加以綠色技術實現室内的“冬暖夏涼”；同時借助不同标高屋頂形成的高差，在緊湊的城市中心街區打造立體化、多層級的公共空間綠地，滿足鄰裡交流。
小松濤-鳥瞰。 東南大學建築學院 供圖
小松濤-方案鳥瞰圖。 東南大學建築學院 供圖
不同于新建項目，更新項目中建築的全生命周期不是從材料生産開始，而是從拆除開始。在地塊的拆除新建部分，項目組把原有建築的一磚一瓦、一梁一柱等都進行了精細化的拆除，其中拆出了兩百多塊較為完好的城牆磚交由相關管理部門造冊入庫，留作修繕城牆之用。磚瓦、木梁、木柱等所有相對完好、能再利用的材料悉數計量歸集，部分已用在附近的李公祠修繕項目中，其他的也希望能盡量用在地塊的後續項目或其他鄰近項目中；相對完好的具年代感的成套家具也被收存，以期發揮二次作用，實現可循環經濟。
小松濤-精細化拆解-城牆磚。 東南大學建築學院 供圖
在此基礎上，團隊進一步開展了碳排放、碳足迹的跟蹤研究，綜合評估了每一項可能應用在場地裡的綠色技術，并計算其各自的減碳量、增量成本和長期收益，比如共享空間、地源熱泵、光伏屋頂、光熱陽台、綠色屋頂、木結構等。形成優化目标後，再協同職能部門、投資方、建設方和居民共同決策，以采用最适合的技術措施，來最大化均衡兼顧環境、經濟和社會效益。
城市更新怎麼和減碳相結合？多個問題待解答
誠然，在城市更新中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理念，首先還是要滿足人民基本的生活需求、提升人居品質。但對環境效益的考量，亦是迫在眉睫。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快速增長到2023年的66.16%。邁入存量更新時代的中國，城市更新是未來城市建設與發展的主要方式，因城市更新帶來的物質消耗、生産、生活方式變革，也成為影響中國碳達峰與碳中和進程的關鍵因素。
過去“大拆大建”的快速城鎮化階段，曾一度帶來資源和能源的巨大消耗。根據《中國建築能耗與碳排放研究報告（2021）》，2019年我國建材生産階段碳排放在全國碳排放總量中占比高達28%，主要發生在建築材料生産、運輸和建築垃圾運輸、填埋和回收等環節。1953-2020年，我國累計約有126億平方米的建築被拆除，其中，“十一五”期間拆除建築約46億平方米，拆建比高達23%；以此推算，按照“十一五”的拆建模式，“十二五”期間每年約有超7億平方米建築被過早拆除，産生碳排放2億噸，占全國碳排放總量的2%。
小松濤-精細化拆解-施工。 東南大學建築學院 供圖
“我們要認識到，城市更新是城鄉建設領域踐行‘雙碳’的一個重要窗口。”能源基金會低碳城市高級項目主任王志高談到，“如何在城市更新中旗幟鮮明地考慮‘雙碳’，這是需要盡快從上到下形成共識的。甚至要有政策文件、有相應技術體系、有相應能力團隊來踐行這樣一件事。”
王志高認為，從現存的城市居住建築、公共建築到能源基礎設施等來看，恐怕是難以适應未來碳中和的場景的，“而如果我們利用城市更新的契機，從現在就開始考慮這些事情，未來所付出的經濟、工程等‘代價’會小很多。”
但王志高也坦言，目前領域内，有的是顧不上考慮這個問題，有的是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有的是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不知道該怎麼做。城市更新應該怎麼降碳？相應的方法論是什麼？技術體系是什麼？政策标準體系是什麼？目前還鮮有共識，仍待逐步構建。
此外，王志高談到，城市更新與節能降碳的相關行動也缺乏協同性，特别是在更新中是否導入及如何導入面向未來、面向“雙碳”的技術，例如建築熱泵技術、光伏技術、電動汽車的充電設施、用戶側儲能等降碳技術、建築電能替代及相應配電容量的提升等，在常規的城市更新項目中缺乏統籌考慮，而這些技術的導入往往又以其他專項行動的形式在開展，增加了實施成本。
小松濤-屋頂花園設計。 東南大學建築學院 供圖
經濟賬怎麼算，各利益相關方怎麼“分攤”成本、協調推進，也是一個難題。一個城市更新項目中，居民、投資方、開發商、設計師都有自己的訴求，又限定在政府部門的規定之下，怎麼求取一個平衡？“尤其低碳目标的實現，需要從認知、資金和實施運維等全過程、多方面去保障，誰來牽頭、誰來買單、牽涉其中的各方利益如何平衡？”鮑莉坦言，“現有的相關政策法規還沒有精細化到這個程度，可能還需要我們邊做邊探索。”
綠色低碳之于城市更新：評價體系、多方協調、成本增量
技術手段以外，減碳量的計算、換算等數據不能直觀呈現，即評價體系不能定量等問題，也可能導緻項目推進中的“說服力”不足。這方面，冒勤告訴記者，他們也在嘗試做有益甚至有趣的探索。
例如，對于老年助餐點降碳的定量數據，團隊開展了研究。研究團隊通過發問卷等方式調研了三個街道的老年助餐點，統計助餐點的食堂燃氣碳排放，用數據除以人員；另一邊則是統計居民自己開夥的碳排放，再做對比。基于新華路、梅隴鎮、南橋鎮三個街道問卷調查，研究發現社區食堂建成後，每人每周居家用餐平均減少4.3次。食堂每餐碳排放為0.08千克每餐，遠低于居家烹饪的0.29千克每餐，每個人每周就可以減少0.9千克的碳排放。
“不能說這個方法論十全十美，但至少要有一個方法去判斷。有定量的評價，更有益于跟有關方面做頂層設計的溝通。”冒勤說。
而無論是城市更新還是綠色低碳韌性，成本、經濟效益都是很重要的關卡，“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如果不談經濟，那就是紙上談兵了，沒有任何落地的價值，更難以複制和推廣。”鮑莉直言。
這方面，鮑莉的經驗是，額外的低碳綠色的設計要能在一個可控的成本增量中。不過，成本增量也會和長期收益做權衡，放到全生命周期裡看，“城市更新的行為，不是隻着眼于當下三五年的建設期，而是着眼于50年甚至100年的使用期，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成本的增量與環境、經濟的綜合效益比較起來就可以變得可接受。”
小松濤-精細化拆解-城牆磚-細節。 東南大學建築學院 供圖
董怡嘉的經驗則是，将成本分攤，尤其是在公共空間。“綠色低碳韌性不應隻被當成公益性的事情來做，這樣财政壓力大、動力也不足。從規劃理念角度上說，做公共空間并不隻是建造免費的場地，而是為了提供一種公共資源鍊接的方式。公共空間的設計應當把可持續的運營邏輯考慮進去。”她舉例說，如果在設計公共綠地或街道廣場的過程中，結合場地使用的需求，考慮一定的配套設施，并通過後續設施的運營來支持公共場地的養護，那就有條件實現公共空間的可持續發展與自給自足。
冒勤對于加強資金保障的經驗是，将其梳理為申請政府專項資金、借力民生保障投入、引導社會資本參與三塊。其中，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這塊，需着力盤活存量資源，挖掘服務收益潛力，例如，社區公共電動車充電樁和光伏等具備市場化價值的項目均可采用第三方投資。此外，還需積極整合外部資源，加大與各類節能環保企業、組織的溝通與交流，吸引多元化社會資本投入到社區綠色低碳韌性更新中來。
新泾五村生境花園俯視圖。 上海長甯提供
位于新泾五村的生境花園。上海長甯提供
最後，還有個老百姓如何認識減碳的問題。記者曾問王悅，路遇普通市民，她會如何闡述我們和減碳、“雙碳”的關系。她笑道：“溫室氣體排放會導緻全球氣候變暖，北極冰川加速消融，北極熊會無家可歸。”話音剛落，她馬上補充一句，“不過，光靠科普是不夠的，還要讓大家有切身感受。”
如何提升市民的感知度，确實也是一個大課題。“十三五”期間，在一項關于老舊小區改造内容的調研中，調研者列舉了停車位、外保溫、綠化等關鍵點，其中低碳綠色是最少被民衆提及的。
“因為老百姓缺乏實際感受，即時獲得感不強，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總想着做一個橋梁的角色。一方面我們自己去識别減碳潛力大、增量成本小的行動，一方面也還得積極尋找‘協同效應’，讓它有相應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如此，才能逐步形成共識。”王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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