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人物丨“萬裡走單騎”：荷蘭人奧雷·伯曼的“東遊記”

　　上海9月7日電 題：“萬裡走單騎”：荷蘭人奧雷·伯曼的“東遊記”

　　作者 李姝徵 周孫榆

　　騎上自行車，從阿姆斯特丹出發，途經維也納、伊斯坦布爾、德黑蘭、烏魯木齊、洛陽等多個城市，曆經156天，橫跨10756公裡，荷蘭人奧雷·伯曼(Ole Bouman)最終抵達上海。

　　自西向東，橫跨大陸，路途之艱辛，唯有親曆方能體會。“支持我完成旅程的，除了運氣，還有‘對話’的渴望，以及對‘和平’的向往。”奧雷·伯曼說。

視頻：【東西問】“萬裡走單騎”：荷蘭人奧雷·伯曼的“東遊記”來源：中國新聞網

　　向東緩行

　　如何從阿姆斯特丹抵達上海？買一張機票，飛行十幾個小時，是絕大多數人的選擇。

　　對于奧雷·伯曼而言，這趟旅程卻是個例外。

　　2024年2月1日，年逾六旬的奧雷·伯曼騎上一輛自行車，從阿姆斯特丹出發，以上海為目的地，開啟了“萬裡走單騎”的“東遊記”。

　　奧雷·伯曼是一名曆史學家、作家、城市設計和建築策展人。2005年，他第一次飛往中國，其後數年間，奧雷·伯曼舉辦了他在中國的第一次講座、第一次展覽。

　　“中國正在發生重大的轉型。”在奧雷·伯曼看來，這種轉型不僅是經濟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中國社會的文化轉型如何發生？又将轉向何方？這需要探讨，并且隻能通過對話來探讨。”2015年，奧雷·伯曼選擇長期留在中國，開啟與中國的“對話”。

　　擔任第五屆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創意總監，改造老玻璃廠房，建立新博物館，受邀成為同濟大學的外籍教授……近十年間，奧雷·伯曼在中國的工作充滿機遇與挑戰，“我學到了一些‘中國式’的思維方式、運作模式、管理方法等等。但造成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根源在哪兒？我從未真正接近過這一問題的核心。”

　　輾轉“飛行”于東西方國家近十年，這一次，奧雷·伯曼決定向東緩行：帶着45公斤的行李，騎着18公斤重的自行車，途經18個國家和地區，跨越約300條河流和溪流，通過約100個山口，穿越3個沙漠……曆時156天，奧雷·伯曼終于抵達中國上海。

　　為何要以如此緩慢的速度前往一個早已熟悉的地方？“我想要理解‘東方’的意蘊并分享這種理解。”奧雷·伯曼将這趟向東方的騎行看作一個不斷展開的過程——東方不再是一個目的地，而是路途中活生生的現實。

　　“一張飛往上海的機票，永遠不能揭示‘東方’的真正意蘊。”奧雷·伯曼說。

　　重走絲路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将“絲綢之路”的概念引入大衆視野，但對于穿越歐亞大陸的無數旅行者而言，這條漫長的旅途在被定義之前就已存在了數千年。

　　身為曆史學家，奧雷·伯曼幾乎本能地規劃了一條文化密度、曆史濃度最高的路線：阿姆斯特丹、維也納、伊斯坦布爾、德黑蘭、烏魯木齊、敦煌、蘭州、西安、洛陽……直至上海。

　　“數千年來，無數曆史事件在這條路線上發生。其中的一段恰好被稱為絲綢之路。”在奧雷·伯曼看來，曆史上，西方的征服者為了自身利益向東挺進，東西方的商賈為了利潤在絲綢之路上頻繁往來……“很少有人單純為了興趣，或者為了理解他者而遠行。”

　　在中國生活近十年，奧雷·伯曼感到，即使是那些以專業寫作中國為職業的西方人，在面對中國時也很容易陷入某些“假設”中。“(他們)思考東方時存在一種深刻的懶惰，而這種懶惰又因尋求敵人、競争對手或反對派而被放大。”奧雷·伯曼說。

　　在他看來，這趟旅程本質上是對這種“懶惰”的回應——騎行穿越邊界，對發生的變化持開放态度，并觀察人們如何塑造獨特的生活。

　　邊界與共性

　　這是一趟穿越邊界之旅。“我知道我會經過很多邊界，國家邊界、語言邊界、宗教邊界、文化邊界、曆史邊界……”奧雷·伯曼說，從荷蘭到德國，語言和文化已有所不同，下一個國家奧地利，則在查理曼帝國時期被稱為“東方邊區”。

　　在這趟旅途中，土耳其是一個明顯的“分界點”，自此，奧雷·伯曼踏上了新的大陸——亞洲。但當他越接近東方，卻越來越被邊界兩側的共性所打動。

　　邊界之下，共性無處不在，“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社區與社區之間，人與人之間。”奧雷·伯曼發覺，在邊界的兩側，人們可以擁有相同的價值體系，同樣的審美觀點，甚至同樣的美食。

　　從亞拉拉特山附近進入伊朗，奧雷·伯曼沿途經過霍伊、大不裡士、贊詹、卡拉季……最終抵達首都德黑蘭。奧雷·伯曼遊覽了許多城市的集市，在他看來，這些集市生動地體現了絲綢之路的概念，“它們不僅是商品交換的平台，也是不同文化世界融合的場所。”奧雷·伯曼眼中的商店、倉庫、貨棧、駱駝棚、理發店、面包店等，交織呈現出一個充滿活力的“歐亞小宇宙”。

　　超越于邊界之上的，還有人性的善。在伊朗，奧雷·伯曼曾在凄風冷雨中翻越一座山嶺，一輛陌生的汽車靜靜地緊随渾身濕透的他，“後來我明白了，司機想讓我坐進他車裡避雨，好暖和一點兒。”兩人素昧平生，語言不通，宗教不同，“這不是我索取的善意和款待，是另一個人自主而生的善念。而這樣的善念伴随着我整個旅程。”

　　前往德黑蘭的道路繁忙且塵土飛揚。在漫長的行程中，伊朗人給予的幫助和支持令奧雷·伯曼感到溫暖。中東燃起的戰火，讓邊界更加難以跨越。他不得不将旅途分割為兩段：乘飛機前往烏茲别克斯坦，從塔什幹沿絲綢之路繼續向東騎行。

　　對話與和平

　　2024年5月10日，奧雷·伯曼抵達新疆。從伊甯進入，途經烏魯木齊，再深入到廣袤的戈壁沙漠。

　　奧雷·伯曼在交河故城領略佛寺遺址的宏偉與甯靜，在瓜洲的博物館聆聽玄奘法師取經的傳奇故事，遊曆敦煌莫高窟和張掖大佛寺，“我仿佛沿着一條自西向東的佛教巡禮之路，同時也是東方的精神生命線。”

　　在蘭州，奧雷·伯曼領略多元文化共處的魅力；在洛陽，奧雷·伯曼探訪老子的足迹。他一路向東，踏入華夏腹地。在這段旅途中，中國的曆史和當下都如此鮮活，交織成錦，生生不息。

　　“在中國，我追溯了佛教逾千年的傳播足迹，體會到追求啟迪和内心平靜的理念，随後進入了道教和儒家思想的核心地帶。”奧雷·伯曼認為，這些價值體系雖在靈感來源上各有不同，但它們在強調社會和諧的追求上卻有着相似之處——都是通過時間的積累和不懈努力來實現的。

　　站在丹陽的稻田旁，奧雷·伯曼對中文“和”字有了新的領悟：“和”字由象征稻米的“禾”，以及象征人的需求和消費的“口”組成。稻米與人相結合，共同孕育出社會與文明。反之，一個完整的文明體系也離不開人與糧食的相互依存。

　　有了這樣的理解，中文的“和平”更顯意味深長。“‘和’是和諧與協調的象征。‘平’是人與人之間，自身與他者之間的平衡。”奧雷·伯曼說：“這是一種努力，是一種創造，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工作。創造和平需要智慧和謙遜，需要艱苦的付出。”

　　奧雷·伯曼出生于阿默斯福特——一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飽經戰火洗禮的荷蘭城市，這讓他自幼就對和平格外珍惜。漫長的旅程也讓他認識到，和平不僅僅是通往進步的道路，更是生存的基石，“要想取得和平，東方與西方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都需要保持對話。”

　　在奧雷·伯曼看來，坐下來一起喝杯茶，可算是一場“小小的和平行動”：“如果人們向彼此分享自己的時間，進行對話，他們就能更好地理解對方；但當人們不再分享，而是互相指責，卻對事實一無所知，就更難保持和平了。”

　　曆經5個多月的“萬裡走單騎”，奧雷·伯曼終于抵達了終點。然而，他的“對話”仍未結束。

　　在浦東新區的碧雲美術館，以這趟旅程為主題的展覽“東遊記”(Journey to the East)正在展出。展廳正中央，擺放着奧雷·伯曼的“親密夥伴”——那輛伴他騎行萬裡的自行車；展廳四周，環繞着不計其數的旅途照片。

　　“我嘗遍了沿途的美食，感受過冬日歐洲的寒冷和夏日中國的炎熱，才抵達這裡，和你們展開這場對話。”展廳外，奧雷·伯曼身着騎行服，正坐在一張白色椅子上娓娓道來。

　　“如果我隻是跳上飛機，來上海花幾天時間做個項目，”奧雷·伯曼頓了頓：“那麼這場對話将永遠不會發生。”(完)

　　受訪者簡介：

　　奧雷·伯曼(Ole Bouman)，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曾任《Volume》雜志主編，荷蘭建築學會館長。他曾參與策劃第三屆歐洲宣言展，以及深圳、聖保羅與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國家館，并擔綱第五屆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創意總監。奧雷·伯曼獨著、合著作品有《建築中的不可見》《無所不在的中國》《責任建築》《設計互聯：成為創新聚合力平台》等，曾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與香港大學講授建築與設計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