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澎湃新聞報道，近日，車主林女士反映稱，過年前她在加油站排隊洗車時，遇到一輛車門印着“省級機關公務用車”的轎車強行配合另一輛車加塞，下車理論時，對方繼續開車，緻林女士滑倒摔傷。後經相關部門核查，涉事車輛實際為私家車，系車主擅自在網上購買了“公務用車”車貼粘貼，相關部門已對車主進行了批評教育，并責令其恢複原狀。
本想拿僞造的車貼唬人，結果被揭穿，引發社會強烈不滿——這種荒誕情節，不僅反映出少數人的特權心理，更暴露了公車标識濫用背後的多重漏洞。
事件中，涉事車主的行為看似是“狐假虎威”的小聰明，實則觸動了社會治理的敏感神經。公車标識的核心價值在于透明與監督，其設計初衷是規範公車使用、方便群衆舉報違規行為。但當這類标識淪為電商平台的普通商品，任何人都能随意購買甚至定制“監督電話”時，制度設計的嚴肅性便被消解殆盡。
更令人擔憂的是，此類行為可能成為違法犯罪的“保護色”。試想，若有人僞造公車标識逃避交通檢查，甚至冒充公職人員實施詐騙，公衆如何分辨？政府公信力又将遭受何種沖擊？
問題的根源，在于監管“失守”。電商平台上，“公務用車”車貼明目張膽地标價5元，銷量動辄數千件，商家甚至承諾“無需證明即可定制”。這種近乎零門檻的流通模式，顯然與《黨政機關公務用車管理辦法》中“統一标識、嚴禁私用”的要求背道而馳。
但現實中，平台對此類商品的放任，監管部門對網絡亂象的滞後反應，讓違法成本低至可以忽略不計。涉事車主僅僅是被“批評教育”的處罰結果，更暴露了執法層面的乏力。如果違法行為的代價僅僅是撕下車貼、口頭警告，怎能遏制效仿者的僥幸心理？
更深層的問題，則在于公衆對“特權符号”的矛盾心态。一些人之所以熱衷僞造公車标識，本質是對“特權優先”潛規則的迎合。加油站加塞事件中，涉事車主利用僞造标識強行插隊，正是試圖借助“公務車”的權威壓制他人。這種心理的背後，是社會長期存在的“權大于法”認知偏差。
破解這一困局，需要一場從技術到制度、從監管到觀念的綜合治理。
技術層面，不妨借鑒防僞标識的經驗，将公務用車标識升級為具備二維碼或數字水印的“電子身份證”，公衆掃碼即可驗證真僞；而在監管層面，電商平台須建立關鍵詞過濾機制，網信、市場監管部門則需定期開展聯合執法，對違規商家重拳出擊。
總之，遏制這股歪風，既需要“露頭就打”的執法剛性，也需要構建防僞溯源的技術防線，更離不開社會對“特權思維”的集體摒棄。最關鍵的，是要讓每個人都明白：無論是公務車還是私家車，都應遵守交通規則和社會公德，不得利用虛假标識謀取私利或逃避監督。
撰稿/陳廣江（媒體人）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乾嘉筆記叙錄與整理研究”（項目編号：19YJA751039）階段性成果】
責編/韓拓 美編/張亞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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